危地马拉确认此前发现玛雅城市遗址年代

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5月3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走进(zǒujìn)中国(zhōngguó)科学家博物馆感悟“科学家精神”》的报道。 “推开博物馆厚重的玻璃门，仿佛(fǎngfú)踏入一道(yīdào)时空裂隙。这里没有(méiyǒu)网红展的浮躁喧嚣，只有泛黄手稿上的墨迹沉默翻涌，沙盘剧场的风声低吟着戈壁往事，以及一群把名字刻进星河的人(rén)，用一生写下的答案。” 网友“媛媛不(bù)圆”在社交媒体上的这段笔记，击中了记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我们都在一个春日邂逅(xièhòu)了一座让人激情澎湃的博物馆，在里面找到了共和国的“国家(guójiā)宝藏”。 这座博物馆就是(jiùshì)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。它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北端(běiduān)的奥林匹克中心区，与中国科学技术馆一街之隔、廊桥相连，是全世界(quánshìjiè)首个以国家名义为科学家群体建立、弘扬科学家精神、打造科技工作者精神殿堂的博物馆。 走进7500平方米的(de)展厅，宛如踏入浩瀚无垠的时空长廊：李四光、竺可桢、钱学森、王淦昌……这些熟悉(shúxī)的名字，如雷贯耳，他们的功业(gōngyè)，国人早已(zǎoyǐ)耳熟能详。而更多的，是一个个有些陌生的名字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每个人，都是一片星空中最为闪亮的那一颗。 和中国科技馆(zhōngguókējìguǎn)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修史立典 “你知道吗？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，可(kě)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(kējì)工作者总共有多少(duōshǎo)人？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 “据我们了解，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！但即使这23位功勋科学家，大家熟知的可能也不(bù)超过五六(wǔliù)人。”孟令耘说。 的确，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，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，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(zhè)，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最不起眼的(de)一隅，“藏”着撑起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(lǎo)科学家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采集工程”（以下简称采集工程）。 这个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，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(pīzhǔn)，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(gòngtóng)组织实施。15年来，已先后启动700多位科学家的资料(zīliào)采集工作(gōngzuò)，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(wànfēnzhōng)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，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 “这个‘工程’的启动(qǐdòng)既(jì)是酝酿已久，也是机缘巧合。”从立项到跟进，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 2009年5月，中国科协对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，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，平均年龄74.8岁；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，平均年龄73.5岁；每年去世(qùshì)的院士在20人左右，平均每个月就(jiù)有两位(liǎngwèi)院士离世。 老科学家是(shì)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(cānyùzhě)，是中国(zhōngguó)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的重大损失，而相关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 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提出一个想法：老一辈科学家很多(hěnduō)已是90多岁高龄，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，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，比如某个(mǒugè)决策(juécè)是如何做出的，哪些人在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(zuòyòng)，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。 说干就干，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(qiǎngjiù)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，很快(hěnkuài)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2009年当年即拉开序幕。 如今(rújīn)，这份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(de)三千字报告，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，仿佛是带(dài)着我们穿越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 可是资料由谁采集？怎么采集？如何保存(bǎocún)？没有先例可循。 这是(zhèshì)一项(xiàng)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，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(túshūguǎn)、科技政策等(děng)方面的专家，用5个月的时间(shíjiān)讨论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，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，怎么培训(péixùn)，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，音视频使用什么标准、格式，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，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，现已成为国内人物，特别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 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，每个采集(cǎijí)小组对应一位老(lǎo)科学家，小组人员搭配科学合理：要有(yǒu)老科学家身边比较亲近的人，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，方便沟通(gōutōng)和获取资料；必须有科技史(kējìshǐ)方面的专家，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；还要有档案专家，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；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 采集的最后成果，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(chūbǎn)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，均成为记录共和国各个(gègè)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文献。 在博物馆“采集工程”展厅，一整面墙(qiáng)的(de)书架上，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(jìngdài)读者。与之遥相呼应，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展的醒目位置。 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(de)学术成长资料库，有助于(yǒuzhùyú)研究者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，是(shì)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工程首席科学家，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，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，一个个地打电话，一家家地上门拜访，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：国家一定会(huì)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，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 “就是(jiùshì)这样琐碎地收集、细致(xìzhì)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，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，超过5000名采集(cǎijí)人员投身其中，接续15年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 孟令耘向记者(jìzhě)讲述了已于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(shì)中国近现代(jìnxiàndài)科学史方面的大家，曾花费十几年(shíjǐnián)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(juǎn)《竺可桢全集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工程整整十年，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，总是提出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 “在(zài)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他几近失明，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(gēnqián)，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，让我们(wǒmen)非常(fēicháng)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工作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，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 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”的过程，很多老(lǎo)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稀土之父”徐(xú)光宪院士说：“她们(tāmen)往往早上来，工作到中午，出去简单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(qǐng)她们在我家便餐，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(xīnláo)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(shēnshòugǎndòng)。”徐院士觉得，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，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 能参与这项(zhèxiàng)“挖矿”行动，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 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，2011年冬春交际(jiāojì)的时节，他们(tāmen)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(yánmínggāo)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，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，热情而庄重地(dì)跟每个人握手。 “上世纪50年代，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，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，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；一个个当年场景(chǎngjǐng)在他的口述、照片(zhàopiān)中重现。 “我们始终有这样一种强烈(qiángliè)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通过采集工程，为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(kējìjiè)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！”高文静说。 这样(zhèyàng)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，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，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(xuéshù)成长资料，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 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(cǎijí)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(wú)明静，她前后(qiánhòu)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(zhù)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》等4本传记，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做培训和分享时，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 吴明静负责(fùzé)采集的核武器(héwǔqì)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(hú)思得，曾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，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，当记者要一张他(tā)与邓稼先的合影时，胡院士沉默了，他收敛了笑容，遗憾地呐呐道：“没有，我没有与老邓单独(dāndú)合过影。” 在几十年的(de)时间里，与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地(dì)学习、工作，居然没有留下一张(yīzhāng)两人(liǎngrén)的合影。“但是，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，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，更因为某种(mǒuzhǒng)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，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，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 “终于有一天，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(yīzhāng)黑白照片给我看，那(nà)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，国旗覆盖住邓老(dènglǎo)辛劳的躯体，胡院士垂头凝视着自己敬重的师长(shīzhǎng)，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？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！’”吴明静说，这是值得载入国史(guóshǐ)的真实故事。 “采集工程不仅是了解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‘近道’，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(wénbǐ)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，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(fēngfù)了自己的人生(rénshēng)，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 在采集过程中，工作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精神(jīngshén)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：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，整天跟这些(zhèxiē)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，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；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，就会感到炽热滚烫(gǔntàng)的情感；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发展的档案(dàngàn)，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 采集工程中一些(yīxiē)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，成为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场景： 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(jiǒng)院士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(jīnméisù)量产国，彻底打破了美国对抗生素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(jiēshòu)采集(cǎijí)时已经偏瘫，好多事都记不清了，当被问到在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，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，“老先生(lǎoxiānshēng)沉默了挺长时间，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(gěi)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，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，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 采集工作(gōngzuò)2010年正式启动，第一年组建了52个采集小组，主要面向年龄在80岁以上、学术成长经历(jīnglì)丰富的(de)两院院士，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 采集工程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(de)资料，但在(zài)采集过程中，思路却逐渐清晰：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，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，从中(cóngzhōng)解读出的科学家身上(shēnshàng)蕴含的精神特质，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。2018年，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 但(dàn)也有(yǒu)不同意见：有了“科学精神”，还有必要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？ 经反复讨论，大家认识渐趋一致：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，但“科学家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(tūchū)甚至是独有的特质，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(zuìhòu)和科技部关于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，上报(shàngbào)中央。 2019年6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加强作风(zuòfēng)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，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 2020年9月1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(zuòtánhuì)并(bìng)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：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(jīngshén)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。” 2021年9月，“科学家精神”被纳入(nàrù)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(rén)精神谱系。 在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的(de)(de)主展厅内，“科学家精神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：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，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，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(qiánxīnyánjiū)的奉献精神，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，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 在两办印发的(de)意见中，还明确提出了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，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，依托科技馆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科技工程(gōngchéng)纪念馆（遗迹）等(děng)设施(shèshī)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 2024年5月30日，在第八个全国(quánguó)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，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，并组织带动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(xiāngguān)教育科研机构，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 这让(ràng)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张藜松了一口气，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，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，更是相关(xiāngguān)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 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(le)“共和(hé)国科技史研究专题”课程，和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结合起来，希望学生们(men)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，学会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，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，已经做得非常前沿了。 在博物馆展厅(zhǎntīng)的留言簿上，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： 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，我要好好学习，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，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！” “进入(jìnrù)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的一句话：‘外国人搞得，难道我们(wǒmen)(wǒmen)中国人不能搞？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，才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！” 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，只有(zhǐyǒu)不畏劳苦沿着(yánzhe)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 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(shàng)的(de)一代人，吾辈当自强，定不负先生所望！” 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(de)是，他们的付出(fùchū)得到了远超预想的回报。 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(hé)学术价值，比如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：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、封面各异，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，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(zhǐ)，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，还(hái)依稀能看到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，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(nǎizhì)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 更不要说远远早于(yú)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上，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(yúxiàng)：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(shēngwù)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：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，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 采集成果(chéngguǒ)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，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“众心向党(dǎng)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主题展览和(hé)全国巡展160余场，覆盖所有(suǒyǒu)省（区、市）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(zhǐbùguò)，看展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 2023年，在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的(de)(de)支持下，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：“绘本以适合(shìhé)儿童的故事内容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，融学术性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，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 随着采集工作的(de)开展，影响范围持续扩大，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(jīgòu)也加入了保护(bǎohù)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相信，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共享(gòngxiǎng)出来的意识，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(shuō)。 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，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，2024年我国(wǒguó)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；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，人口规模达4.4亿，为国家创新发展进一步夯实(hāngshí)劳动力(láodònglì)基础。 “科学(kēxué)史是一个非常好(hǎo)的通识教育抓手，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，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，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(tìdài)的作用。”张藜说，“科技界前辈(qiánbèi)智慧与品格的结晶，可以启发年轻一代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，推动科学领域的突破与创新，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